第十章 谈判
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,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。于是,2003年底、2004年初那段时间我们队的小孩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,一个劲儿地劝我复出参加全运会。
我没好气地问她们:“你们没病吧?”
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,下次换个来,还是这些话。
我离队的时候,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。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,当时的教练放话说:“走就走吧!两年之内,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!”好吧,既然你们这么厉害,就去培养好了。当时我想,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,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。
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,都不见效。最后,教练来过,领导也来过。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,就是希望我能归队,回去打全运会。
体育界有许多内情,是大家心照不宣的。运动员与教练、领队之间的纠葛,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。2001年全运会之前,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,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。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%以上靠的是教练,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,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,把教练抬得很高。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,在西方,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,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,所以在西方,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。
2001年全运会一共有八个人参赛,四男四女。等打完全运会后,只有一男一女还在队里面,其他人都下队了。因为我们都被伤透了心。如果不是这样,没有运动员愿意在花样年华放下自己苦练的专业早早退役。我们拼着一身伤病,是为了堂堂正正去为集体争这份荣誉。但很多时候,我们真的没法再忍了。和教练实在是相处不来,领导又只听一面之词。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,可是领导怎么就这么不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呢?
我说,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,不为运动员着想,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?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。为什么我们会下队,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?
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,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离开那个是非圈、伤心地,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就回去。
就这样鸡同鸭讲,僵持了好久,直到孙主任来找我,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。
孙主任,就是孙晋芳,原来老女排的队长,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,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。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,她问湖北队的教练:“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,现在怎么不见了?”
我们队的人说:“她在读书。”
孙主任说,那就“见一次,谈一次吧”。
我们就真的见了一次。
那次见面是在武汉,省队的办公室里。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对孙晋芳主任来说,这次会见多少有点微服私访的感觉。当时她刚从体彩部门调到网球管理中心。我很小就听过她的故事----女排队长、中国女排五连冠的功臣,那时全国都在宣扬“女排精神”,郎平、孙晋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见到她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,她很瘦,非常高,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,没有官架子,说话做事风风火火,很可亲。
任你千条计,我有老主意。当时我就想:领导来就领导来,反正跟我没关系,我就读我的书。
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,和我之前想象得非常不同。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,我说在学校读书。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,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。聊着聊着,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了主题:“我听很多人说,原来有个叫李娜的,突然间退役了,所以想来看看。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,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,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?”
我有点吃惊,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,印象中,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,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,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。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,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,打球是可以为“自己打”的。她说:“如果你要回来,我可以给你机会。”
现在想起来,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,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,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。
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,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。我有些犹豫,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,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。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,慢慢地被淡忘了。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,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,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,到后来就天天都去。
队友说:“我们真的需要你。”
从我这边,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。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,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。
但另一方面,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。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,很容易被人打动。别人欺负我,我不会忍着,但人家帮助我,我也会记着。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我从小打网球,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,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,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。
在这期间,我也有过种种顾虑,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----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。退役的时候,我在全国排名第一,再出去打,打得好没关系,一旦打得不好,别人会怎么评论我?
而且,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,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,如果回去打球,我的学业怎么办?
左思右想,主意难定。我去找姜山商量,他说:“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,你自己要想好,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。”
我跟我妈说:“妈,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?”
我妈吓了一跳:“啊?真的假的,别开玩笑了。”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。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,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,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,才把身体调理过来。
我说:“真的。”
妈妈沉默了一下,说:“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,要累了呢就再回来。”
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,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。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,过完年后,我就归队进行训练。
对我来说,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,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,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,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;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,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。
在复出这条路上,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。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。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,和我素未谋面,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。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,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,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。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、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,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。
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,但每次遇见她,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。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,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,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。包括现在我“单飞”了,一有什么事,也都是先与国家队领队联系,领队再跟她汇报,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,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。
我归队以后,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。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,在的话就打招呼,问问她近况如何。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,她的膝盖也不好,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。后来在武汉的时候,我们还聊过一次,谈了谈我的想法。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,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“李娜之夜”,孙主任去了,但也没有细聊,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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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好气地问她们:“你们没病吧?”
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,下次换个来,还是这些话。
我离队的时候,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。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,当时的教练放话说:“走就走吧!两年之内,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!”好吧,既然你们这么厉害,就去培养好了。当时我想,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,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。
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,都不见效。最后,教练来过,领导也来过。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,就是希望我能归队,回去打全运会。
体育界有许多内情,是大家心照不宣的。运动员与教练、领队之间的纠葛,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。2001年全运会之前,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,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。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%以上靠的是教练,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,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,把教练抬得很高。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,在西方,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,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,所以在西方,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。
2001年全运会一共有八个人参赛,四男四女。等打完全运会后,只有一男一女还在队里面,其他人都下队了。因为我们都被伤透了心。如果不是这样,没有运动员愿意在花样年华放下自己苦练的专业早早退役。我们拼着一身伤病,是为了堂堂正正去为集体争这份荣誉。但很多时候,我们真的没法再忍了。和教练实在是相处不来,领导又只听一面之词。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,可是领导怎么就这么不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呢?
我说,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,不为运动员着想,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?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。为什么我们会下队,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?
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,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离开那个是非圈、伤心地,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就回去。
就这样鸡同鸭讲,僵持了好久,直到孙主任来找我,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。
孙主任,就是孙晋芳,原来老女排的队长,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,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。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,她问湖北队的教练:“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,现在怎么不见了?”
我们队的人说:“她在读书。”
孙主任说,那就“见一次,谈一次吧”。
我们就真的见了一次。
那次见面是在武汉,省队的办公室里。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对孙晋芳主任来说,这次会见多少有点微服私访的感觉。当时她刚从体彩部门调到网球管理中心。我很小就听过她的故事----女排队长、中国女排五连冠的功臣,那时全国都在宣扬“女排精神”,郎平、孙晋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见到她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,她很瘦,非常高,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,没有官架子,说话做事风风火火,很可亲。
任你千条计,我有老主意。当时我就想:领导来就领导来,反正跟我没关系,我就读我的书。
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,和我之前想象得非常不同。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,我说在学校读书。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,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。聊着聊着,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了主题:“我听很多人说,原来有个叫李娜的,突然间退役了,所以想来看看。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,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,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?”
我有点吃惊,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,印象中,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,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,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。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,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,打球是可以为“自己打”的。她说:“如果你要回来,我可以给你机会。”
现在想起来,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,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,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。
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,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。我有些犹豫,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,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。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,慢慢地被淡忘了。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,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,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,到后来就天天都去。
队友说:“我们真的需要你。”
从我这边,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。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,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。
但另一方面,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。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,很容易被人打动。别人欺负我,我不会忍着,但人家帮助我,我也会记着。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我从小打网球,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,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,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。
在这期间,我也有过种种顾虑,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----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。退役的时候,我在全国排名第一,再出去打,打得好没关系,一旦打得不好,别人会怎么评论我?
而且,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,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,如果回去打球,我的学业怎么办?
左思右想,主意难定。我去找姜山商量,他说:“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,你自己要想好,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。”
我跟我妈说:“妈,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?”
我妈吓了一跳:“啊?真的假的,别开玩笑了。”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。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,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,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,才把身体调理过来。
我说:“真的。”
妈妈沉默了一下,说:“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,要累了呢就再回来。”
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,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。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,过完年后,我就归队进行训练。
对我来说,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,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,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,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;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,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。
在复出这条路上,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。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。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,和我素未谋面,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。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,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,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。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、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,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。
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,但每次遇见她,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。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,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,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。包括现在我“单飞”了,一有什么事,也都是先与国家队领队联系,领队再跟她汇报,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,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。
我归队以后,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。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,在的话就打招呼,问问她近况如何。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,她的膝盖也不好,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。后来在武汉的时候,我们还聊过一次,谈了谈我的想法。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,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“李娜之夜”,孙主任去了,但也没有细聊,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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